冯兴元经济改革靠市场而非政府

冯兴元：经济改革靠市场而非政府

冯兴元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由于曾在德国从事经济学相关研究，其对中欧情况的对比分析入木三分，总能在不同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见解。　　4月15日下午，在出席2014“影响力·中国”春季峰会前，冯兴元接受了时代周报记者的专访。

新型城镇化要让民资看到机会　　时代周报：我们这次活动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下的中国经济走向”。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广东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前一段时间，广东国资委已经启动改革，把中山柏高65%的股权转让给两家民企。您怎么看待未来混合所有制改革？　　冯兴元：我认为政府退出控股地位是最好的方法，这也符合我的理念。因为如果政府持有控股地位的话，实际上是国企的局部民营化。国家退出竞争性领域，虽然可能持有少数股份，但没有控股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国有企业的老总也知道国企的机制是难以改善的，存在着低效率问题。国企缺乏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理念，在同等收益下它没有动力把成本最小化，在同样的成本下它没有动力把收益最大化，它最重要的是把盘子做大。国企并不是以创造股东价值为最大目标的。　　国企应该退出竞争性和营利性领域，像航空等领域都应该退出。如果政府想持有少数股份也是可以的，但总体上还是要退出。因为存在自然垄断的领域。其实自然垄断就是行政垄断和政府垄断，这样一套规则和逻辑是很有问题的。竞争市场是可竞争的市场，像我们的移动通讯服务有三家企业，如果在这基础上再引入国外的通讯公司，也许是件好事情。包括军工之类的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订单的方式向私人企业采购。　　时代周报：在刚刚结束的博鳌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和陈志武都质疑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个计划的呢？　　冯兴元：四万亿计划应该说它强化了“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趋势在2006年开始加速，这跟国务院和国资委要做大国企的战略有关。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实行了四万亿计划，大量的资金流向三个渠道：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民资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民营企业信贷难也在加剧。　　时代周报：目前市场上又隐现政府要“稳增长”的信号。您认为中国政府会出台刺激计划吗？这是不是违背了新一届政府的惯有做法？　　冯兴元：李克强总理还是比较懂经济学的，但我预测财政不会没有投入，一般性的支出和投资还是会有的。中央财政上已经没有多少余钱，而且前几年地方政府已经大量负债，如果再让地方政府负债，发生地方财政危机的几率可能会大大增加和加速，现在已经有局部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了。地方无法偿还负债的话会殃及金融部门，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彼此间有着很深的关系。　　也就是说，李克强总理强调的新型城镇化，其动力单靠政府是不足的，主要还是依靠市场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市场主体会有巨大的机会。这也要求政府为实体经济松绑，产业的升级转型是企业的事情，必须要让民资看到机会。　　中国应尝试多中心体制　　时代周报：上个月开始，国内某些地区开始出现楼市降价潮，我们也注意到李嘉诚开始抛售内地资产。这是不是中国楼市走向拐点的信号？　　冯兴元：关于中国的房价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城镇化在继续，就像刚才我说到的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70%；第二个观点是楼价继续上扬不可维持。平衡的观点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国的楼市还有继续上升的空间，但再这样下去就会很危险。　　现在房价下行存在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房价已经上升这么多年，但市场的购买力是有限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下行影响了市场的购买力，人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放缓，应该说现在房价的下行反映了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转坏；第三个因素是局部区域发生金融危机，像温州、神木和鄂尔多斯，经济实力受到影响。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危机到现在依然没有解决，大量的企业转移到内陆，农民工不需要跑到沿海地区找工作，因此劳工的价格会继续上涨。劳动被资本替代的现象在以后会持续，另外企业也会不断增加资本的密集度。　　现在房价不明朗，因为政府还有一些政策没有出来。比方说小产权房合法化，还有房产税，这两者都可能对房地产产生大冲击。还有一个是房产登记全国统一管理制度，这会引起很多腐败分子的忧虑，他们会抛售手中的房产，楼价自然会有大幅度波动。　　时代周报：最近关于京津冀区域的规划被反复炒作。您怎么看待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困扰北京的交通、环境和资源问题能不能通过“迁都”来解决？　　冯兴元：如果要解决北京的问题，中国可能要走向多中心体制。多中心体制意味着各种社会公共资源分散化，就像德国和美国，好的大学可以在小城市，不像在中国，好的大学必须在北京。同样地，好的医院也可以在中小城市。这些不应该由政权来决定，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把权力回归市场。北京需要去中心化，就像经济中心不一定要在北京，区域文化中心可以在杭州等地。单中心的体制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当北京集中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等中心功能时，所有人都知道这里也是权力的中心，也形成寻租腐败的中心。　　如果房产税可以执行得当，那么所有的资源就不一定会继续聚集在北京，各地的医院、学校和科研机构同时建设，多中心体制在中国就有可能实现了。一个理念上的改变，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改变。中国13亿人口，中央集权的模式缺乏信息对称，没有能力协调好这么庞大的社会生活。　　互联网金融劣势或变优势　　时代周报：这一段时间最热的莫过于互联网金融，虽然央行已经表态会大力支持，但监管问题还是摆在面前。对于余额宝为首的“宝宝军团”，您认为将来是否会冲击整个金融行业乃至中国经济？　　冯兴元：余额宝的盈利模式就是基于它把余额用于货币基金市场的投资获得回报。货币基金市场在美国或者欧洲的利率都非常低，都几乎接近于零，这种情况下余额宝把钱放在国外的市场上是要亏损的。如果整个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都完善的话，那么普惠金融会大大发展，无论你的金融需求是大是小，都会得到满足。因为这个需求的概念是有效需求，在一定的资金价格下，需求和供给会自动匹配。现在的还是错配，无法满足这些有效的金融需求。　　金融市场发育的严重滞后是政府压制的后果，那么这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资金市场价格这么高的话，也意味着政府失灵。所以以后货币市场发展完善的话，余额宝的发展空间是很有限的，因为小数额的投资放到资金市场上很难赚到钱。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像腾讯和阿里拿到民营银行的牌照，说明监管层已经看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重要性。像国有商业银行要抵制它们的话是不行的，就算是停止了快捷支付，但储户可以把存款转到阿里和腾讯这样的民营银行上，反过来迫使国有银行开放快捷支付，而且银行凭什么来限制储户的支付额度？　　时代周报：对于腾讯、阿里这些正在筹备中的民营银行来说，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冯兴元：我觉得这不存在什么劣势。它们刚起步的时候缺少网点，可能对信贷业务不够熟悉，但未来银行业的发展方向恰恰不是实体网点，它可以有更多的金融创新。如果说存在问题，可能就是信贷业务不熟悉，缺乏这方面相关的人才。但贷款业务可以通过网络的形式发展，以后像人人贷这一类的模式就不再叫P2P，可能是叫B2C。另外一个优势在于对客户的信息非常了解，包括信用和资金流。比方说阿里可以通过大数据进行信贷业务，几乎是百发百中，风险也自然非常低。在发展经济学里有一个观点，实体经济与金融的连带关系容易减少信息上的不对称，也容易减少风险。(冯兴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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